2009年某一天，一位专注于传记文学创作的女作家，历经千辛万苦，远道而来到北京，准备拜访一位非同寻常的老太太。
女作家很快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老太太的住处，并成功与她取得了联系。当两人终于见面时，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听完女作家的来意和采访请求后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事实上，这位女作家此行的目的便是采访这位老太太，为她撰写一本详尽的传记。
在面对面的深谈中，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缓缓诉说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以及那段早已被历史尘封的往事。
那么，这位特殊的老太太到底是谁？她为何如此独特？她身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？
展开剩余89%这位特殊的老太太，正是曾名声显赫的“红卫兵五大领袖”之一——聂元梓。
提到聂元梓，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她在十年动乱时期写下的那张著名大字报，这张被誉为“全国第一”的大字报让她一举成名，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而在这之前，聂元梓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。那么，她究竟是如何成为“五大领袖”之一的呢？这还得从她的早年经历说起。
1921年，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滑县的一个地主家庭。她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，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哥哥的影响。
在那个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，除了贫苦群众投身革命，部分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也积极参与其中，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就是其中的典型。
聂真的革命生涯始于1929年，他在北平求学期间加入革命行列，并于次年加入共产党。此后，他被党组织派回家乡，创建了中共滑县县委，担任县委书记，而县委办公室就设在家里。
受哥哥的影响，年仅16岁的聂元梓决心追随共产党投身革命。
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不久，共产党积极动员抗日青年参军，聂元梓也因此报名参军。1938年1月，她正式加入共产党，随后被派往延安接受学习和工作锻炼。
可以说，这一时期的聂元梓心思较为单纯，她入党的初衷是被共产主义理念吸引，想为穷苦百姓谋福祉。她以“不怕苦不怕累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，工作非常卖力。
抗战胜利后，聂元梓工作表现突出，被调往东北，先后担任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。建国后，她的行政级别升至十二级，进入高级干部行列。
然而，与其顺利的官场道路形成对比的是，她的婚姻生活却充满坎坷。她一生有两任丈夫，第一任丈夫叫吴宏毅，两人于1945年结婚。
婚姻初期，夫妻感情虽不深厚，但勉强过得去。战争年代，两人忙于革命工作，生活相对平淡。然而，随着建国后社会环境变化，吴宏毅的思想发生转变。
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，他渐渐看不起只有中学文化、外貌平凡的妻子，开始在外沾花惹草，行为也日渐放纵。
聂元梓最初为维护家庭完整，尽量忍让丈夫，甚至在他生病时放下工作悉心照顾，试图挽回感情。但吴宏毅根本不为所动，依旧沉迷于外面的花天酒地。
最终，吴宏毅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组织严厉处分。忍无可忍的聂元梓于1959年选择了与他离婚。
俗话说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婚姻不顺的同时，聂元梓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，而问题的根源正是她自身。
随着职位节节攀升，她内心的权力欲望愈发强烈，性格中那种固执、蛮横、无理取闹的缺点在工作中暴露无遗。
这导致她与上司、同事矛盾频发，关系紧张，无法获得更多提拔，权力欲遭到挫败。
婚姻和事业双重打击让哈尔滨成为她的伤心地。离婚后，聂元梓求助哥哥聂真，希望能调离哈尔滨，到北京工作。
对妹妹的困境感到无奈的聂真联系了老战友、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。在哥哥的帮助下，聂元梓被调入北京大学，任经济系副主任。
到了北京，聂元梓安分一段时间，因工作需要，她将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送给母亲和他人抚养，这种冷漠的母亲形象令人唏嘘。
在北大，她暂时收敛了蛮横的性格，表现小心谨慎，工作认真，逐渐赢得信任，很快升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。
然而，升职后的聂元梓并未安分，内心的权力欲再次膨胀，为她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。
1964年，高教部派工作组进驻北大，要求师生对领导班子提出意见，这给了蠢蠢欲动的聂元梓施展的机会。
她借机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发难。
当年陆平在聂元梓陷入困境时接纳了她，安排住房并重用她，堪称恩人。
然而，聂元梓却恩将仇报，将陆平会议发言断章取义整理成材料上交工作组，诬蔑他为“资产阶级党内代理人”。
除了想借此攀升高位，她还有泄愤的成分。升职后的她性格暴露无遗，矛盾加剧。
她还有个毛病是虚荣心强，文化水平低，经常在哲学系大谈哲学，闹出不少笑话。
如曾将《静静的顿河》误认作赫鲁晓夫作品，实际作者是肖洛霍夫。
最终，陆平对她渐生怨言，重用减少，聂元梓对恩人怨恨加深。
对党内位置不满，加之陆平态度变化，她怀疑被故意排挤，于是对他心怀仇恨。
工作组的出现成了她“复仇”的契机。
当陆平处境危急，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断言“陆平是个好同志”，使他得以保全。
陆平平安无事，但聂元梓却名声扫地，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。
身处风暴中心，聂元梓惶恐不安，急需保护伞，决定再婚找能助她的人。
经过奔走，她锁定了目标：老革命吴溉之。
吴溉之1924年入党，曾参加北伐、长征，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，身居高位。
他妻子早逝，正因如此，聂元梓盯上了他。
1965年夏，在老战友撮合下，67岁的吴溉之与聂元梓见面。为抓住机会，聂元梓使尽浑身解数讨好他，赢得好感。
虽遭子女反对，二人于当年冬天结婚。
不久后，中国历史上最大动乱拉开帷幕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北大“蹲点”，眼见风暴临近，便找到聂元梓，怂恿她再写大字报批判领导。
有过前车之鉴的聂元梓谨慎许多，以“不愿插手”为由拒绝拉拢。
然而，1966年《五·一六通知》发出，动乱正式爆发，聂元梓找曹轶欧商量能否写针对陆平的大字报。
获准后，积怨已深的她迅速写出大字报，一经贴出，引发轩然大波。
此大字报被誉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连康生亲自出面力挺，称其为“巴黎公社式宣言”。
凭借这张大字报，聂元梓一炮打响，成为红卫兵“五大领袖”之一，与蒯大富、韩爱晶、谭厚兰、王大宾齐名。
她借机与康生、江青等权力核心拉近关系，成为其忠实“打手”。
此后，聂元梓的生活风光无比，仿佛“慈禧太后”般威风凛凛，身边总有拥护者簇拥。
她除了享受领袖光环，还积极执行打手职责，按照康生指示，对彭真、安子文等老干部发难，诬陷他们为“叛徒”，甚至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朱德，行径极端残忍。
不仅如此，聂元梓还用手中权力打击异己，包括她的第二任丈夫吴溉之。
1966年，在康生指使下，聂元梓与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吴溉之离婚。康生怀疑吴溉之与“特务”有染，要求审查，遂促成离婚。实则吴政治清白，此为无中生有。
离婚后，聂元梓对曾保护过自己的丈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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